在许多经历过2003年那场灾厄的人心目中，钟南山是一个*解说的名字。“非典”病魔席卷中国的恐慌中，他至少有三次发声，成为抗击“非典”战役的三个标志性转折点：
广州“非典”疫情危重的春节前，他代表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提出“把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”，形成抗击“非典”的核心高地和事实上的临时指挥所；
2月18日，他在北京官方几近定论的“衣原体病因说”上投了反对票，后被证明是正确和果断的选择，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大面积误诊；
4月，在面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记者的记者招待会上，他明确表示“疫情并未得到控制”，启动了真实疫情通报和国际协作的开端。
2003年2月，也是钟南山团队率先提出一套对“非典”行之有效的疗法，通过《广东省医院收治“非典”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》发往全国，指导了许多一筹莫展、焦头烂额的基层医务工作者。
传记作者给他的封号是“勇敢战士”，但钟南山自己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医生。在非常时期客串过斗士、发言人甚至精神**后，他回归日常，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作为医生、教授和行政**的工作。
3月28日，记者在广州采访到了*医学会会长、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。
“我没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”
记者：这十年来，您的生活和工作有没有因为“非典”发生大的变化？
钟南山：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。我是搞胸肺科的，“非典”正好是呼吸系统疾病，有意无意就成了防治里面一个比较瞩目的焦点了。当然后是做得好，做得不好，大家都会看到。我想，咱们从“非典”的整个过程就能感觉到，讲话都要比较注意，因为它会造成一些影响，或许是好的，也可以是坏的。所以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，尽量做到讲话有证据，这是比较大的影响。
记者：您个人的工作内容有没有发生改变？
钟南山：十年前，正好“非典”**个月，我本来已经不当广州医学院的院长了，行政工作空了一些，后来因为“非典”又多了很多社会工作。其中特别主要的就是2005年到2010年，我当了*医学会的会长，经常到北京出差。这个工作占了自己不少时间，但假如能够为广大的医务人员做点事，还是很值得。
这是在社会活动上面。业务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，为什么？以前我是从来不搞突发性传染病的，但是国家碰上这样的事，而且十年来禽流感、猪流感，一直到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及H7N9型禽流感，对人群来说首当其冲的都是呼吸系统。我们的工作、研究都要结合公众的需要、国家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力量。研究所有一个很大的组，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，包括病原学监测、对重病人的救治，都做了一些工作。
记者：“非典”的早期情况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公开，但当时您在急迫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讲了真话。现在十年过去，大家想知道，当时有没有一些话是您没有讲，或者一些信息是当时没有披露的？
钟南山：大多数都还是有讲的。我记得次去北京参加记者招待会，上头曾经给我交代了一下，就是说要按照当时定下的调子来讲话。那次招待会，我比较多地强调北京不同医院出现了一些病人，我解释说，有些医生不是搞这行的，不太了解，以及有些地方有转院病人，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。这些话的意思，就是说事情并不是很严重。
第二天立刻又有一个发布会，还是有很多记者对一些问题不太满意。有一个记者直接问我，你觉得现在“非典”是不是已经控制了？我当时没怎么思考就说，没有控制，**多就是被遏制了。当时说实在的，病源也不知道，病情危害也了解得不够清楚，怎么治也没有把握，而且还在不断地传染，怎么能说它受到控制呢？我不大理解，也没有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，结果境内境外都发表了。我当时只是从学术的层面来考虑。
记者：在“非典”这种危机面前，到底怎么对待信息公开的问题，每个人的想法不同。您怎么看？
钟南山：信息公开，需要辩证地看。从基本来说是应该公开的，但要看什么事情。比如突然出了一个核事故，当然是要公开，就像日本那样，但是**应该首先要知道怎么对待，心中有数以后再公开。要是**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一下就公开的话，也会引起恐慌。
但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向公众报告事情原委是对的。比如灰霾，一般来说，你越是向公众坦诚、透明地报告现状，而且有自己的想法，该怎么做，我想你就会和公众心连得越近，就能共同来对待这个事情。
你说为什么“非典”一开始就有隐瞒，一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，怕引起社会混乱，这是多的考虑，*二是对这个东西不认识。包括我接触中国香港的一些官员，真的没想到这个事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，因为谁都不知道它会这么传染，而且传染以后在国际上造成了10%的死亡率，都是青壮年。对疾病，对它发展的未来不认识，这是情有可原的。但我们国家在“非典”以前，常常就习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比如疫情，把它盖起来大事变小，小事化了，包括艾滋病、毛蚶造成的肝炎等等。一旦老百姓知道了真相，就会拉大对**信任的距离。
所以通过这件事，我觉得从*到地方，都非常注意信息公开。以后出现的事情都比较注意，比较及时地向大家报告。
记者：您怎样看待当时媒体的作用？
钟南山：媒体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吸引眼球的背后，有时候是真的新闻，有时候是把新闻放大虚假化，两个都有。
我觉得“非典”一开始，确实媒体也不太了解情况，另外也是有一部分放大的。2003年开始单纯是官方的媒体在报，后来透明度各方面能促进得这么快，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，虽然媒体没讲，但是民间短信传播很多，大家都知道疾病的传播，以及它的严重情况。这个我觉得起了很大作用，这也算媒体吧？
媒体在这个突发性事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有些部门和地方，不想让媒体知道，但媒体非常想知道，包括中国香港媒体，当时都很怕见他们。但是我有过几次很坦诚很坦诚地跟媒体讲我的想法，讲事实是怎么样的，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地报道。
有一次给我的教育很大，那次是在中国香港，给一些媒体谈关于“非典”的问题，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我很坦诚地讲大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是怎么对待，怎么做。第二天看到媒体报道，绝大多数非常好，那次给我的思想转变很大。当时我的感受就是，对媒体大多数人，你只要非常坦诚地向他们讲情况，不带偏见，而且不带情绪的话，他们也能够很客观地反映情况。从那以后，我觉得我还是和大多数媒体做了朋友，当然不是所有的。
我觉得，大多数记者能够很客观地把你的问题反映出来，但是你不要隐瞒。
